碧瑶的那些发起人，在完成了他们在中国中部安徽的职责以后，决定为在西北国际工合中心的另一个先锋组织开始筹款。1940年初，已捐款25,440.89元，代表了在中国的菲律宾工业合作社协会碧瑶和马尼拉委员会，由中国的朋友，菲律宾联盟发起的碧瑶中国抗敌协会和战争图片展览会，民主保卫同盟和菲律宾中国妇女救济协会。

发起人请求中国工合在五台山建立这一先锋组织，以直接援助前线。一位组织者也派往那里，但当地军事当局拒不允许运进任何机器，因而，这一想法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后来，菲律宾先锋组织的发起人送来2,447.69美元，为小鬼(即孩子们)兴办国防工业合作技术学校，同时还一起送来9万元，为游击区第一补给站建立基础化学工业和一个金工车间。

然而，由于在爪哇的华侨，菲律宾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士额外捐资20万元，在陕西和河北(游击区第二、第四、第五和第六补给站)，以及陕北(游击区第一补给站)建立“华侨组织”，国际中心正在不断发展。这项工作还有望发展到察哈尔和河南去。资金也不断从其他渠道到来，例如，有15,000元就来自中国保卫同盟。

国际中心这一计划，将从长城跨越华北地面，一直延伸到中国游击队控制的所有地区。在这一相当于法国面积二到三倍的广大地区内，游击队当局正在对除日本控制的城市中心地区和沿交通线的地区以外的所有地区，行使行政控制权。通过这样一种供应系统，从理论上讲,完全可能及时建立起稳定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

延安补给站(游击区第一补给站)，是于1939年初春，用中国工合总部提供的2万元贷款建立起来的。同年秋季，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延安，并写了如下报导：

“延安，正如人人所说的，是八路军(最近重新命名为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并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军事中心。中国数千万人所熟知的八路军，是中国最大的游击部队，有人数达20万人的正规军队，从陕西的黄土高原和宁夏的草原向北延伸到内蒙古，向南延伸到山西和河北，向东一直穿过山东，到了黄海。

“在停止内战和中国国共两党之间联合阵线形成之前，历史名城延安是中华苏维埃的首府。现在，它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首府，该边区政府，是1937年中央政府下令承认的一个特别行政管理区。延安的八路军根据地司令部，也对山西——河北——察哈尔边区政府施加统一的影响，该边区政府同样由八路军的大批部队保卫。随着苏维埃的废除，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在这两个地区建立了起来，今天，这两个地区是中国唯一享有那种形式政府的地区。

或许恰恰由于那一点，中国工合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从一开始，每一种便利措施便扩展到补给站。不幸的是，在中国工合最初的一笔2万元资金贷款到了延安之后，六个月内延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财政援助，因而发展受到了限制。在组织起来的30个合作社中，有28个被迫关闭。由于无法保证从宝鸡或重庆得到援助，当地工合组织，为了拯救自己，便呼吁游击银行，一个令人惊异的机构——边区政府银行给予资金。边区银行的资金是由学生、士兵和人民的捐款和受政府影响的地方组织的捐款汇集而来的，显得严重不足，它贷给中国工合的35,000元，占了当时银行总财产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对人民大众在基本稳固的游击工作中的信念，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一种歌颂。

“由于这一帮助，到了1939年9—10月，作者在那里访问的时候，延安补给站已经建立了15家合作工厂，这些工厂正在满足当地的紧急需要。最大的几家工厂是军服合作社。每月它们生产出9,000套军服，都是“中山装”，4,500套棉军衣和1,580顶军帽。有一个化工产品合作社，每月生产4,000条肥皂，3,000包牙粉,50,000支粉笔，800瓶墨水和不同数量的杂货，包括药品、酒精及纯碱。

“其他合作社9月份的产量是：陶器，5,000只碗，瓶子，脸盆和罐子；袜子，100打；金属制品，150盏油灯；鞋类2,400双布鞋、棉鞋；麻纸，600令；纱布4如磅；纺织，织成的棉布14,740码，纱线66磅,针织布20码；缝纫，30件皮大衣和604双护腿。

“外国实业家总会对中国不寻常的生产与资金的比率感到震惊。例如，在上海，甚至现在，10/1的年生产与资金比率是相当普遍的。工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既扮演市场的组织，也扮演市场的环境两个方面的原因，通常获得更高的生产率。

“在延安，这种比率甚至更高。根据《每月生产通讯》，由工合组织生产的价值117,625元的商品，所提供的资金仅为55,000元。如果中国工合的那些数字得到确认的话，月生产值看来要比资金投大两倍多。按每年数字计算，生产值将是投资资金的25倍以上。在各种各样杂在一起的工业中，这一点是令人吃惊的，必须对此加以说明。

“在延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类似的因素。举例来说，这些游击工业对资本货物(机器和工厂)的投资非常小。土地和财产已由边区政府，或者给他们，或者以很少的一点租金出租给他们。所需要的几台简单的机器与工具，已由工人制造而成，或在当地以便宜地价格购买。企业的一般管理费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价格跌落是很小的。不存在货物积压，导致资金的停滞。产品销售几乎可以立即在现场完成，或者通过消费合作社去完成，或者政府，或者军队的分配机关。管理和技术监督实际上不花多少钱。

“工合投资到其他地方的大约40万元资金，都花费在安置管理人员，教师和技术人员，维修他们的住处上，就总资金和生产所得来说,其量并不过分。然而,在延安，这一项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边区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所有生产企业，都给予亲密的合作。

“战争开始以后不久，在延安建立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院，它基本上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全国资源委员会。该研究院由陈康白博士领导，他曾在德国接受技术培训，以前是中国基金会的研究专家。在陈博士下面，约有80名技术员，其中20人从事调查和研究工作。其他人附属于边区的学校、工业、合作社和各种工业的或半科学的组织，其中一些在山西和河北前线。赵仪锋，以前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任职，并且是一位工业研究人员，由研究院指派为延安工合的技术总监。另外两名技术员和一名化学工程师作他的助手。于是，延安工合全体工作人员，包括16名男女，从一开始就有了一定数量的经过培训的领导人。

“在延安的中国工合全体人员，自愿地接受在边区政府管辖下的其他机构中流行的相同的生活规范。因此，全体工作人员，不论他们的训练程度，每月得到5元的最高工资，比在合作工业中的许多熟练工人本人的工资都少得多。这一作法，来源于苏维埃时期建立起来的传统，那时所有的机关“官员”过着同人民相同的生活水平。边区政府的组织机构由可信赖的共产党人领导，这些共产党人，作为社会革命家，乐于接受这种不合理工资制度，以此作为“国家危急”时期，他们的“平等主义”政权自我施加的严格节约的一部分。就工合而言，这意味着延安的工业合作社每月付给行政机构全体人员，包括组织者、会计、技术员和销售代理商的工资，仅有80元的最大数额。这样，在全体人员薪金方面所形成的大量资金节约，与中国工合其他补给站该项相比，达70%到80%，这对实际流动资金是一项重要的补充。

“此外，对劳动者的支出实际上是相当低的。虽然以所有权股份形式存在的股份红利可以进行分配,这会使得实际工资高于私营工业中的工资，但是，股份并没有由社员清偿，而是作为一部分已缴资金，留在合作社里，可以长期使用并不断增加。从延安的合作社得到的统计数字表明，总资金的75%到80%可用于购买原材料。这样，在这一地区开办任何合作工业所必须做的一切，看来就是适度的信用贷款加上认真组织起来的劳动力。

“很明显，在微薄的资金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由边区银行，和边区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协会提供的特殊信用贷款便利条件。

“我们对在延安政权领导下，实践并倡导的合作原则给予高度评价，可能会使大多数人为之一惊。然而，事实是，合作经营是他们的地区，及中国其他地区当前最可行的工业形式。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为实施中国现阶段的民主纲领而努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把合作社看成一种明智的、进步的工业化方法。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就是全国性运动的部分利益，能转向他们以及其他地区，以支援作为联合阵线一部分的他们的抗日斗争。在使这一地区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合作’的价值对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事情比防止未来的国内战争和政治分裂更为重要。”

在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努力建立的经济结构中，合作社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合作社中的大部分是消费者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销售合作社和农民生产者协会。然而,共产党人也试图按合作路线，建立工业组织，及“国营工厂”。据报道，1933年9月，苏维埃政府在江西就有4,423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不同于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农村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都极为成功,并且没有受中国封建土地结构同化作用的腐蚀。它们似乎一直在积极地遵循着合作原则。

同日本的战争开始后，共产党人放弃了他们最初的苏维埃观念，似乎已经转而依靠合作社，把合作社作为基本的经济办法。生产者和消费者协会得到了加强，允许每个协会同银行商谈贷款事宜,并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事务——生产、零售、批发销售和购进，信用贷款等。然而，整个边区几乎都缺乏资金，因而发展不可能迅速进行，特别是需要大量资金的那些工作。

据报道，1939年，边区有104个消费者合作社，有73,693个社员，但交付的股份资金总计只有92,550元！生产者协会数目达137个，有社员28,326人，仅有资金30,288元。按照这一比率,后者每个社员平均每股才付1.06元。许多这样的生产者协会(平均每个协会206人，220元资金)，象征着已经动员起来，进行合作农业生产的一个或更多村庄的剩余劳动力。

在这137个生产者协会中，114个从事棉纺，9个从事榨油，3个从事食盐生产，6个从事织布，从事运输，烧木炭，做豆腐，陶瓷作业各1个。许多村庄仅有一、两个纺线车，一家一户轮流共同使用。

1939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全联盟合作社会议，投票赞成重新组织这137个生产者协会，并把它们划归中华全国工业合作社总部领导。它们现在使用和重庆一样的章程和教科书。

边区资源丰富，例如，无烟煤和焦化煤、盐、铁、硫和石灰石。当地工程师的勘察报告表明，在40多个地方有油矿，都与储油量丰富的巴库油田同属一个地质年代。

在游击区第一补给站中的中国工合补给站，于1939年提交了一份需要50万元的预算报告，然而，迄今为止，政府才仅仅给了最初的2万元。这份预算包括下列项目：

苛性钠厂                      100,000元

油井                          100,000

盐场                           50,000

发电站                         50,000

煤矿                           50,000

石灰和水泥厂                   10,000

钢铁厂                         50,000

硫酸工业                       20,000

测试实验室                     20,000

罐头厂（肉）                   20,000

羊毛工业                       20,000

火柴厂                         10,000

总计                          500,000元

他们还请求另外一笔5万元贷款，用于运输、肥皂制造、木器、制鞋、服装、油灯制造、药品供应、皮革业、造纸等合作社。

粉碎日本企图经济奴役中国北方计划的全部负担，都落在占领区的八路军行政机关身上。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优异的成绩，除了政府每月给他们不足，1,000,000元的军事津贴外，没有从其他地方得到帮助。他们仍执意坚持具有中国阶级特色的联合阵线观念，但是,这一观念在其他国家已经失败。

工合在日占区最成功的工作，就是于1940年，在山西河北边界的太行山地区,用来自爪哇和菲律宾人的资金创建的游击区第四补给站。1940年4月8日，孟援成的一份报告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些机械是在袭击日本阵地时专门夺过来的。第四补给站为当地人民和游击队服务，也为八路军以及邻近的其他部队服务。这份报告作了下述描写：

1.纺纱:一个工厂在开业中，另外三个计划建立。每个工厂打算配备40个纺纱机（每台有48到32个纱锭），动力将由水力、木炭机和人力提拱。每个工厂将雇用约200名年轻工人，现在正在开业的那一个，正在为将要建立的三个新工厂培训技术人员。棉花正在从河北运进。每个工厂所需要的资金为11万中国元。由于运输方面的困难，原材料费用很高。运进机器存在更大的麻烦，在洛阳的中央军，已扣押了110箱用于纺纱机和梳棉机的铁制机器零件。

2.织布：三个织布厂正在运营，每个厂有30到40台织布机，雇用200到300女工和青少年工人。这些工人都没有经验，必须接受培训。生产的全部棉布都用于作军服。同时，也生产毛巾。

3.毯子:这项工作仍处在试验阶段，但是计划在1940年秋季，开办一个有20台织机和200名工人的工厂，织布机由当地木工制造。

4.长袜和短袜：四家工厂现在正在筹建，每个厂有30到40台编织机。

5.煤：每个队至少有一个在合作社管理之下的煤矿。在北部地区，有一个大煤矿，有300名工人,使用着一台蒸汽绞车，这是为此用途，特意从安阳夺来的。计划增加许多工人，要达到2,000人，这将为整个地区提供足够的煤炭。

6.皮革：在北部地区的一个合作社，部分地使用现代机器流程，机器是在袭击中缴获的，每天生产出50张牛皮和100张羊皮。另一个合作社全部使用土法，每天只生产20张牛皮。两个合作社共有200名工人，计划把这两个合作社合并在一起。单购买原材料一项，每年就需要15万元。计划在中心地区另建一个厂，类似于使用现代方法的那一个。

7.纸：六个工厂一直在五个县进行生产。新华日报(八路军报纸)华北版的纸张是全部由工合造纸厂提供的，这些造纸厂是在一名专家,从美国归国的学生指导下进行生产。这种报纸每天发行20,000到30,000张，如果可以得到更多纸张的话，其发行量还可以大大增加。当前，由于数量不足，只好给每个村庄配发。纸是用老树皮、破布、木柴和旧鞋等制成的。

8.印刷：新华日报社有600名工人，分两个单位，但仅有三台半页印刷机，并且没有印模，然而，它每天却可以印出30,000份报纸。印刷工人没有字模，铅字不得不由手工来刻。在日本1940年春的进攻期间，整个工厂由工人自己闯过日本的两道防线。在这种不断转移的条件下，该社仍奇迹般地保持每天印出20,000到30,000张报纸。工人们夜间搬运机器，白天在某个秘密地方，装好印刷机，按每一个程序表印出他们的报纸。每个团都备有一套平版印刷全套装备。

9.肥皂:两家工厂正在全部为军队制造肥皂，每个厂有50名工人。其中一个厂在五台山地区。

10.药品：在一名华侨专家的指导下，一个制药厂正在进行生产，这名专家是由胡文虎为此目的派遣的。这个厂正工作出色，甚至比在延安的那一个还要好。

11.牙刷：一个工厂正在用本地猪鬃生产牙刷。一项把黑猪鬃变白的工艺也已于最近发现。

12.磨面：一个面粉厂正在进行生产，使用汽车发动机，每天产量为20吨。计划在每个旅驻防的地区建立一个面粉厂。当前的面粉厂使用一台改用木炭的卡车发动机，并连续使用三台石磨。

1940年8月20日，中国工合在游击地区工作所急需的资金一览表制定了出来，总计约60万中国元，一览表如下：

游击区第一补给站(陕北)

研究实验室                  30,000元

采煤合作社                  30,000

铁铸造合作社                30,000

新印刷合作社                12,000

美术和教育设备合作社         15,000

两个运输队                  20,000

二十个羊毛纺织合作社        100,000

游击区第二补给站(察哈尔南部，晋北和冀北)

二十个小合作社及其行政机构   85,000

两个运输合作社              20,000

游击区第三补给站(晋西南)，眼下，那里的状况不允许为中国工合做进一步工作，并且仍有闲置的资金。

游击区第四补给站(晋东南)

制革合作社                  20,000

造纸合作社                  15,000

印刷合作社                  20,000

运输合作社                  20,000

游击区第五补给站(晋西北)

准备建立的十五个合作社      65,000

运输合作社                  10,000

游击区第六补给站(安徽南部)

运输合作社                  15,000

伤残士兵合作社              15,000

培训资金                    10,000

行政机关资金                15,000

游击区第七补给站(安徽北部)

准备建立小型合作社          55,000

从以上可以看出，立刻需要60万元来发展各个游击战地区的中国工合工作。1940年期间，至少急需200万元来发展前线工业并使它发挥作用，已决定在菲律宾发起一场运动，筹集这笔资金，其他国家正在被邀参加这一运动。菲律宾人在1940年间已为这笔所需金额捐资超过25万中国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