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的产生及其组织机构

“工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及其所属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简称。它是1939年3月间由国际进步知名人士新西兰共产党员艾黎、美国进步作家斯诺和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首先在香港发起成立的进步的生产合作事业。国际上有“工合国际协会”，国内有“工合”总会，总会部设重庆，由孔祥熙任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孟用潜，下设几个管辖数省的区办事处。东南区“工合”办事处辖东南沿海各省，机关驻地设江西赣州市，办事处主任艾黎。宋庆龄任香港促进工业合作社委员会主席。有的地方还领导几个县的“工合”事务所，事务所以下便根据各地资源情况而建立不同行业的基层合作社。为统一推销各地“工合”的产品和组织生产上所需的原材料，有的县还成立了“工合联合社”。

抗日战争中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的方针，使中国大片河山被侵华日军占领。当时组织“工合”的目的，是为拯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苦难同胞，在合作基础上把难民组织起来，进行战时生产自救。后来则逐步形成由工人参加、认缴股金，向上级“工会”借贷的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共积极赞成这种新生事物，并加于扶植和发展，使其有利于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白区进行革命活动和斗争。为此，中共便及时派出干部去组织和参与领导各级“工合”。

老隆“工合”是中共领导与经营的企业

1940年上半年，中共东江特委为开展白区革命斗争的需要，开始组建“老隆工业生产(印刷)合作社”(简称老隆“工合”)。它是中共东江特委直接领导与经营的企业，成立伊始，中共党员就在其中进行各种活动，开展革命斗争。随着南方抗日形势的发展，中共粤北省委将中共东江特委分为中共前东、后东特委。1941年2月中共后东特委正式成立，驻老隆水贝村。书记梁威林，其他领导人有饶璜湘、张直心、钟俊贤、李汉兴等。中共后东特委领导紫金、五华、龙川、和平、河源、新丰、连平等县地方党组织，后来中共组织还发展到兴宁、揭西、惠阳等边境地区。那时，后东地区总人口170万左右。

老隆地处东江上游，势扼粤东、赣南，商业繁盛，为粤东水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广州沦陷后，日机数次窜扰龙川，炸毁佗城东江大桥、省立老隆师范学校和老隆街衙等处，只幸侵华日军未抵龙川，民众免遭蹂躏，龙川成为东江抗日大后方。那时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部分机关曾搬迁至老隆，以致镇内军警密布，关卡林立，特务横行。经中共组织认真筹划，取得“香港工合委员会”支持后，旋即在香港购置两部印刷机及铅字和其他印刷用具一批。1940年8月中旬，熟悉印刷业的香港中共党员黄耀伦，受组织派遣，将印刷机械等运抵老隆。中共东江特委又从五华县调来熟悉印刷技术的陈福伦、曾新华、陈文连、巫蔚然等共产党员，共同负责组建“工合”。经他们的多方努力，终于在老隆上街尾一间小铺店前挂起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隆印刷生产合作社”招牌，正式宣告老隆“工合”诞生。

“工合”成立后，即建立了有5个成员的中共“工合”支部，开展生产经营业务和地下革命活动。支书陈福伦，组织与宣传委员分别为曾新华、黄耀伦。对外的公开业务，经理黄耀伦，理事主席陈福伦。这时爱国人士周康仁、黄若潮虽不在“工合”工作，但兼任“工合”监事会的监事。1942年初，陈福伦调“和平工合联合社”任经理，中共后东特委先后派陈华生、郑振华接任工合支部书记。特委领导人钟俊贤、蓝训才等常来工合指导工作。自1942年5月“粤北省委事件”后，原后东地区的中共组织暂停组织活动，而钟俊贤是“工合”党员与中共后东特委直接保持单线联系的唯一联络人，这一关系一直保持到1949年5月老隆解放。

艰难曲折的经营道路

“工合”成立时，它的机器设备是由在香港的周康仁之未婚妻陈孝珍女士借出资金，直接在香港购置的。投入生产不久，“工合”便向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借贷，归还了陈女士的款，以致造成开业伊始便显得资金拮据，周转十分困难。有时不得已，“工合”曾叫顾主预付部分货款或向私商赊购纸张等。经一年左右的惨淡经营，“工合”的规模从小到大，职工从5人增至15人，印刷机由两部增至四部，同时还积累了一笔资金，除给中共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外，工人生活亦逐步得到改善。

“工合”厂房曾三次迁徙，两次更易营业地点。开业时厂房设毗邻省立老隆师范的黄氏小屋。不久发现厂边正住着一个特务分子，遂迁老隆的一个农舍。后因业务不断扩大而房舍狭小，便向上级“工合”借贷，于1944年初另择老隆磨刀坳的小山上新建厂房，而厨房则特意设在离厂房稍远点的公路旁。因厨房不引人注目，安排往来的中共地下党人员投宿较为安全。1949年工合印刷社曾一度迁和平县林寨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司令部，及时为支队机关报——《粤赣报》解决了铅印版。

“工合”的营业地点，初设老隆上街尾只有几平方米的一间三角店，1942年春遂迁鱼行街与和平“工合”联合社门市部共店经营。该门市是专门推销各地“工合”产品的，有和平“工合”的土纸、油纸伞、铁锅等，江西赣州市的铜器和皮革等。而店名去掉“和平”两字，只写“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老隆门市部。”

1947年12月27日老隆发生一场大火，“工合”门市化为灰烬。灾后“工合”曾借用附近一小角店面营业。此后，“工合”门市从上街尾到横街又到下大街，最后便租赁了在火灾前原来门市毗邻的皮枕店作营业门市。该店的底层为“工合”所有，二楼仍归店主使用，“工合”中共党员曾新华长住店内直到老隆解放。该店在大火之前与工合仅一墙之隔，店主之父亲是国民党龙川县参议员，“工合”利用其社会地位，为中共人员的活动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工合”是一面插在白区的红旗

“工合”是中共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从建立之日起，就为中共人员开展对敌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它除了印刷各级中共组织的文件、传单及其他宣传品外，还为掩护中共人员从事各种革命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如常以“工合”某人的亲戚或叔侄关系等名义来厂暂住的中共人员很多，若住久些的便安排一份工作予以掩护。中共后东特委及其所属党组织领导人梁威林、钟俊贤、郑群、饶璜湘、张华基、蓝训才等，亦常来“工合”联系与指导各县地方党组织工作。东江纵队北撤后，梁威林等人到外地工作。一天晚上，梁威林用商人的客套行话对技工、中共党员曾新华指示说:“阿曾，见到你很高兴，听说你生意好呀!目前市面行情虽较紧，但你今有较厚的本钱，只要干得好就能安家立业”。意思是说，“工合”安全无恙，老隆敌情虽紧，但中共力量已壮大，坚持下去胜利在即。等黎明到东江河畔上船时，梁威林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阿曾说:“生意要做好，身体要保重。”意思是，“工合”据点要为中共人员做好安全掩护工作。东江纵队留下在九连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人员，凡取道老隆往来的，都一批批地在“工合”膳宿与转道，那时，“工合”成为中共人员往来的接待转运站。

随着生产发展，“工合”吸收了一批思想进步的群众参加生产，发展经营。1945年冬恢复了中共“工合”支部的组织活动，并在厂附近的亚婆髻山上茶亭内，由郑振华主持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同时，“工合”还为游击区或新开辟的根据地输送了不少技术人才和业务骨干。

“工合”既是中共组织联络据点又是交通站。凡交通员送来上级文件、情报或从基层呈上来的情况反映等，都是以工合门市或印刷社代收与转交的。老交通员钟友林自工合建立始，为中共组织转送与传递文件、信函等不计其数，且做到即来即转即送。

“工合”还为各级中共组织免费印刷了不少文件和宣传品。如1944年春节为中共后东特委印刷了大批宣传品《告东江人民书》。为防止泄密，大年初一曾汉环率非中共党员远足粤东名山——龙川霍山去旅游，党员职工则集中排印。标题《告东江人民书》这几个特大号字粒，是事先从和平“工合”社拿来的，使国民党龙川当局无法辩认这是“工合”印刷的。因为众所周知这工厂社是没有这样特大号字粒的。待曾汉环一批人年初四回来时，《告东江人民书》已全部印好且将铅版拆卸，未留半点痕迹。又如1943年秋起印《海陆丰革命文献资料》时，任务紧数量较大，“工合”支部决定星期天派人带领非党员工人到老隆水坑云华洞去登高郊游。为防备特务突然窜来，每版付印前在厂房附近都设上几重暗哨，并事先落实好各种缜密的应急措施。同时，还采取边排版、边印刷、边拆版的方法，待郊游的人回来时业已全部印完并运走了，找不出半点破绽来。“工合”除秘密印刷中共文件、资料外，还承接了不少进步刊物的印刷任务。如龙川一中、省立老隆师范学校的校刊《川中学生》、《隆师学生》都是由工合承印的。此外，“工合”还给东江游击区的《燎原报》、《星火报》(中共后东特委机关报)等赠送不少油墨和纸张。

“工合”这面插在白区的红旗，自竖起之日始，一直飘扬在老隆山城之巅。中共后东特委指示“工合”的荫蔽活动方针：“交好朋友，保全据点，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善于保存自己而不露面，荫蔽与公开相结合；表面是商号实则秘密活动据点”。为安全起见，每当有敌情发生，中共组织便派人及时通知“工合”做好应急准备与落实行动措施。如1942年5月“粤北省委事件”发生后，一晚，有位交通员用商人口吻对曾新华说:“老板吩咐(指中共后东特派员梁威林指示)，北江生意失败了(指中共粤北省委被破坏)，你所存的货要全部销完不得库存(指所存的中共文件资料要全部销毁)，今后做生意要更加注意行情(指今后“工合”的秘密革命活动更要做好隐蔽工作)。”当时这些文件隐藏在柴堆下的地窖里，并用瓦缸装好封存，是经过不少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几经周转传递才送到“工合”来的。现要全部烧毁，老曾心情十分沉重，但只好忍痛割爱。又如1944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在和平县城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后东特派员梁威林速即通知经理黄耀伦马上离开老隆到罗浮山东江纵队司令部去暂避。黄立即以到河源治病为名离开龙川。然而，黄耀伦突然离任似有点蹊跷，因以往他从没在任何人面前说过有什么疾病，这便使平日与“工合”友好往来的人士，免不了都来厂里问安；那些向来对黄的行动很注意的特务、汉奸，对此更存怀疑之心，常设法找话，故意来“工合”询问黄的医疗地址及病情如何等，“工合”人员机智沉着地回敬了他们的这份“好心”。

广交朋友做好统战工作

“工合”的业务范围大，牵涉面广。它承接龙川县内外大小单位各式各样的印件，既要应付国民党官僚机构中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也交接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和商人等。遵照中共后东特委指示，在公开业务活动中广交朋友，做好统战工作，为中共开展秘密革命活动服务。“工合”为了与同行的私商争生意，对一些主要顾主如银行、盐务、邮电等部门的头目，乃至会计、出纳、总务等，除给他们私人一点小惠外，还常请他们到茶楼、酒馆品茗、筵宴而谈生意。同时，在业务交往中都给对方一定的好处费，这既可与他们多做些生意，又对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和统战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如黄耀伦通过业务交往，与老隆中国银行行长及会计等职员都很熟悉。会计王定而的妹夫得知黄常与广东省中国银行有业务往来，便给老黄透露出一句话:“你少与省银行那个姓李的往来，他不是好人”。后经了解，那个姓李的确是一名特务。

 国民党驻龙川保安司令部的张副官曾常到工合洽谈业务。1945年春的一个晚上，曾汉环邀张副官到老隆茶楼宵夜。席间一人悄声对曾汉环说:“老曾，外面有人说你们的‘工合’是共产党办的。”老曾听了，在以后的行动中更加警惕了。老隆的商家成立了商会，外地人还有同乡会，“工合”也以商家身分参加了这个组织。1943年国民党龙川当局对商家采取一项不合理的规定而有损商号利益，经商会请愿交涉无效，于是决定全镇罢市。“工合”的带头作用获得社会和商家的赞扬。

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逢年过节“工合”都给老关系户和友好人士贺礼道喜。住在“工合”厂房右侧农舍的保长(刘源)思想较进步，在大小节日，“工合”都与之礼尚往来，因而刘保长对厂方亦很友善。如抗日后期当地政府多次追抓壮丁、但刘保长都未把厂里青工列入抓丁对象；又如老隆镇警察所常来“工合”查户口，刘保长获悉都能主动事先告知“工合”厂方，从而使往来的中共人员得以及时隐蔽或躲避。

由于“工合”自创建之日起就处在白色恐怖包围中，特务、汉奸无不虎视耽耽在窥监着“工合”的活动。但因“工合”是公开合法的生产经营企业，且有上级“工合”机构领导，故他们只能以各种借口到厂里来寻衅找岔。老隆中心小学的一些特务分子常以印点小件印刷品需“校对看样”为由，或借口师生来厂参观等名义，突然窜进厂来东张西望，问这问那。但他们每次来都无一所获，扫兴而归。

1949年5月14日龙川解放，“工合”全体人员连同机械设备等，随即全部并入中共东江地委机关报——《东江报》社，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