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 ，日军在对新式工业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轰炸和破坏的同时，对工业落后的西南、西北内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窒息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业经济，这使得抗战大后方的战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中。1938年7月，由宋庆龄出面，沙千里等积极活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等积极赞助，并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等人的指导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于8月5日在汉口成立。在宋庆龄的努力下，孔祥熙答应由行政院财政部开支经费。工合总会推举孔祥熙为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路易·艾黎、沙千里、千家驹、邓颖超、林伯渠、董必武为理事。工合以合作化形式组织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以手工业为主），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缓解军需民用工业品的需求对战时工业的巨大压力的一支经济力量。

桂林工合社发展状况

　　1938年10月，工合西南办事处在湖南邵阳成立，一年后迁往广西桂林，并开设了广西事务所。

　　成立之初的工合桂林事务所负责人为陈翰笙、孟永潜、勇龙桂等，工作人员3人。该所下设一个指导站。合作社不论社员参股多少，选举时都是一人一票，完全实行民主化。

　　为督导桂林工合工作，1939年6月和10月，艾黎先生两次来到桂林，先后考察了桂林市内所有的工业生产合作社。每到一处，都用流利的中国话详细地了解情况，并提出指导意见。他主张工业生产合作社要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首先成立一批人民迫切需要而且比较容易办的合作社，如纺纱、织布、染布、缝纫、针织等。他强调工合要坚持民主办社，发扬工友们主人翁的精神，要千方百计地物色专技人员作为骨干，要求工合除了要搞好生产外，还要进行文化教育，提高工友们的文化、技术水平。艾黎先生看到烽火中的桂林工合处境艰难，办公房子、厂房很简陋，条件差，提出要尽可能地改善。视察桂林工合干部训班时，艾黎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 “工合运动的目的，是在自由中国包括城镇和农村，建立一条抗战时期的经济阵线，将抗战进行到底。”在桂林视察期间，他还与工友们一起引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认为生活在烈焰里的中国人，应该人人都会唱这首歌。

　　工合桂林事务所先后出版了《西南工合》《西南工合之友》《湘桂工合》《湘桂工合同工》《湘桂工合社员》等刊物，宣传工合、扩大影响。其中《西南工合》第9期发表了贺绿汀作曲的《工合运动歌》。歌词写道：“我们是工合的社员，固守着经济的防线。将士们在流血，我们在流汗！我们要用万能的双手，加紧后方的生产！建造起自由幸福的国家，支持长期的抗战！”

　　工合桂林事务所根据需要，从1939年1月起到1944年先后组建了以纸烟、缝纫、纺织、化学、制袜、印刷、香烟等为主的工业合作社，其中最发达为纺织业，共有3家。组建合作社社员百分之五六十来自于湖南、浙江、武汉等地难民，其余的也大多是当地的失业工人。到 1944年8月桂林工合疏散前夕，工合桂林事务所陆续组建的工合社有：第一缝纫工业合作社、妇女织袜合作社、妇女缝纫合作社、妇女化学工艺社、第五纺织合作社、纺织合作社、第四纺织合作社、男工缝纫合作社、荣誉军人所组建的肥皂社、制造军用带的棉织社、第一制革社、第一机器社、纺织社、皮革社、卷烟社。

　　为保障原料供给和产品的销路，中国工合设立了供销业务代营处，负责办理各社原料之供给与产品之销售。为此，工合西南办理处在桂林东江路68号设立一个代营处，负责推销全西南区合作社生产的产品，陈列货品为玻璃器皿、纸张、火柴、皮货、袜子、牙刷、肥皂、鞋、印刷簿、绵织、药品、机件等，大部分货品均是批发。例如纸张在百张以下则不能购买。1940年4月16日，桂林工合代营处正式营业。代营处对外代售货物，代售处收取5%的手续费。1941年，湘桂区对桂林代营处进行改组，改为区代营处。

　　为适应各社统营采购运销工作，1942年5月，成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之初，因种种关系没发挥它应有的机能。1944年5月改组，5个社参加，股金80万元，贷款40万元，先行办理供销业务，基金充实后又办理采购运销等业务。

　　1940年1月，时值隆冬，工合西南办事处从工合总会接受了代制军棉衣12万件的任务，工合桂林事务所承接了1.5万件军棉衣任务。 工友们在“赶制万件棉衣，换取敌人万颗头颅”的豪迈口号的鼓舞下，通宵达旦地艰苦工作，如期完成了任务，把军棉衣送到了前方将士的手里。与此同时，工合桂林第一缝纫社还承接了香港促进社主席普爱德女士从美国医药援华会筹到的捐款，赶制床垫260多张，送交贵阳万国红十字会，分各医院给伤兵使用。

　　1942年，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陈翰笙专程到桂林，对西南工合表示支持。嗣后，原工合晋豫区办事处主任孟用潜、勇龙桂等优秀的工合干部也来到桂林，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组织桂林工合社与盟军签订合同，办起了工合盟军服务处和供应盟军的日用品合作社，大量供应皮鞋、手帕、衬衣等日用品，给驻桂林地区的英美国盟军。1943年9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湘桂区办事处向总会商贷1200万元，办理湘桂区工业合作贷款事宜，贷款筹建各种工厂，以供盟军需用。工合机器社还为盟军修理汽车，建筑社为盟军修筑道路、机场和临时住房等，为盟军做了大量支援、服务性的工作。

　　1944年8月由于受豫湘战役影响，桂林工厂除少数翻砂工厂照常开工外，大部准备疏散，公营工厂只有广西水泥厂一家继续开工。日用洋杂各货皆无正常行市，成交也少，尤其是书业最为惨淡。随后，桂林各社的重要生产机具财产及社员技工迁到昭平、贺县（今贺州市八步区）一带。

　　1944年10月，工合桂林事务所组织人员对昭平农村经济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研。据《昭平文史》记载，昭平抗日自卫工作委员会为这次活动资助款项1万元，中共广西省工委派出了党员庄炎林等同志参与调研活动，《广西日报》(昭平版)等部门也派出人员参与。根据昭平的自然状况，调研人员共分3个组，每个组为3人，分别到思勤江、抚河、北陀等地的16个乡镇36个村(街)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是昭平农村的土地关系、租佃制度、田赋及税捐、劳役、高利贷剥削，还有土特产品、农副产品及手工业、文化教育等情况，并将调研情况撰写成有关专题文稿。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同志亲自参加了文稿审定工作，随后，就在《广西日报》(昭平版)上连续发表了《工合是什么》《桂东工合》《昭平农村经济和手工业概况》等文章。

　　为了宣传工合、扩大影响，工合还编印了名为《工合三字经》的小册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对该组织的性质、组成方式作了形象的宣传： “工合社，用群力，来生产，大家事，大家管，没老板，没小工，职社员，都相同；无压迫，无剥削，一条心，为合作；论组织，最平等，是社员，皆股东；开会时，能发言，表决时，均有权……”

　　1945年2月，张锡昌、周匡人等人在黄姚组织召开了桂东“工合站”同仁会议，确定以“合作方式，促进生产”为方针，在桂东各地建立工合工作联络站，通过自身的活动影响带动桂东敌后民众的抗日热情。不久，八步、黄姚、公会、北陀、钟山等地“工合站”相继建立，而黄姚站又在黄姚街、西坪街等处设立分站，北陀站则在北陀、富罗、沙子等处设立分站。上述这些工合组织建立后，广泛开展了当地经济情况调查、组织农产品运销和加工、推广工合产品等多方面的工作。 黄姚工合建立后，即想方设法帮助黄姚的豆豉作坊扩大生产，提高了产量，增加收入，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在日军入侵昭平县城前夕， 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等人率盟军服务社人员、物资疏散到了黄姚镇，由此黄姚也就成了桂东地区工合活动的中心。

　　在昭平、贺县一带，工合桂林事务所先后成立了桂东印刷出版工业生产合作社（计有社员十余人，主要任务是承印《广西日报》昭平版)、缝纫部（承制子弹袋、干粮袋、衣服等抗日军用和民用物品）、皮革部（生产军需及民用皮鞋、各种皮件）、联营处（该处先后设在昭平、黄姚，主要业务是购买原材料、推销产品和农副产品运销运输服务）。 此外，各地 “工合站” 还就地取材兴办了一些小型工厂，生产群众急需的农具、五金、文具、肥皂、棉织品和各种食品，除供应本地群众外，还运销到桂东各地，有的产品还被运送到游击区的游击队手中，有力支援了抗战。

　　1945年，日军从广西撤退，工合桂林事务所离开了昭平回到桂林，虽然桂林工合社损失严重，但仍然维持着几个状况较好的工合社，尤其是桂林印刷社。该社于1946年2月成立，5月15日正式开工，共有 16人，其中有社员12人。此外，还有赞助社员99人，他们都是桂林文化界与工合过去有关系的朋友们。他们自愿认购无息的社股，在资金上给予协助。

妇女工合

　　除了组建工合社外，妇女工合事业在工合运动中也有很大发展。在加入桂林工业合作社的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战事而流离失所而又身无分文、没有技术特长的妇女与儿童，为此，西南办事处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技术训练班、识字班来增加其知识技能，提高妇女的生产技术和意识，培养她们的能力，使其走上妇女解放的大道完成成救济任务。

　　1940年1月10日，西南区办事处在桂林指导站协助下开设了为期4个月的桂林第一期工合妇训班。共有50人。参加训练人员都是出征军人家属和战区灾民妇女。学员分为化学、织袜和缝纫三组。每个组人数各不相同。织袜组3人，缝纫组17人，化学组18人。参加训练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湖南、湖北、安徽、河北、河南、江西、辽宁等省。她们的年龄大多在16至35岁。主要学习技术与文化。文化课包括：国语、工合常识、算术及康乐运动。技术各组不同。训练期满后，桂林事务所推选成绩最优的28人由工合西南区办事处借予资金，在桂林市郊组成了桂林市出征眷属缝纫织袜及日用化学品3个生产合作社：一个是织袜社、一个是缝纫社、一个是日用化学品社。

　　时隔不久，工合桂林事务所又举办了第二期工合妇女手工业训练班。 妇女工合事业是在西南办事处和桂林指导站协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工合组织。通过创办女子识字班、技能训练班把妇女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学习技术，真正做到了“寓救济于生产之中”。

工合教育与福利

　　艾黎曾强调说：“训练一批有技术能力的社员及职员是今天工合刻不容缓的事情。”桂林工合运动从发起之初，就注重民众教育，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

　　工合西南办事处负责人叶德光和毕平非等人在桂林于 1939 年 12 月，经过李克农允许办起了工合训练班，培养工合干部和骨干。训练班学员分为学工业和学会计两部分。共办了两期，每期约30到40人。训练班上课主要是学业务，政治思想教育是在课外进行的。这些学员毕业后，分到各地工合事务所工作，成为工合的骨干。同时，工合西南办事处又加紧指导各项训练工作。共办了六期。其中第一期94人，在桂林受训1个月；第二期107人，在桂林受训2个月；第三期54人在百色受训2个月；第四期99人，在桂林受训3个月；第五期93人，在桂林受训2个月；第六期人数最多达524人，在南宁受训3个月。桂林工合事务所对工合社员传授生产技术，培养了技术人才。

　　为响应扫除文盲运动，工合桂林事务所于1941年4月，开办社员训练班，分识字和不识字两组，共计50人，授以合作意义、工业常识等课程。1942年8月，又举办合作社职员训练班，培训各社职员45人，讲授合作会计、工业、卫生等常识，后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办。国际协会拯救所在桂林还举办一所工合员工子弟小学。有教师5人，学生86人。1944年1月，桂林工合培黎讲习班经过1个月的准备，同年2月下旬开始招生，3月1日正式开课。第一期讲习班有正式学员30多人，旁听学员10多人。科目有经济学、中国经济概论、工业常识、合作运动史、工合概论、初级成本会计及工合财务行政等课程，学期5个月。

　　工合桂林事务所认识到，工合福利事业，直接影响社员本身之幸福，间接影响社务业务之发展，故其实质并非慈善，而为增加生产效率。所以，工合桂林事务所一开始就注意发展各项与工合社职员有密切关系的福利事业和社会活动。自1939年5月开始工作以来，在极度经费困难情形下极力提高各社福利。如桂林卫生局对于社员诊病及种痘均免费等。

　　自1939年秋桂林工合建立到1944年底，在短短的几年间桂林工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是工合的事业当时已进入了正常发展的状态；其次在人事安排上尽量地做到人尽其能，裁汰了一些未能称职的工合指导员和合作社管理人员，对有能力的社员进行培训并委以重任；最后就是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就地组社，组建中心工业，成立工合代营处，解决工合社的供销问题。